凌晨三点的值班室，荧光屏的冷光在丁荣俊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。他右手食指悬在鼠标滚轮上，左手捏着的眼药水在桌面轻轻晃动，瓶身上“缓解视疲劳”的字样已被磨得模糊。十六块监控屏幕组成的矩阵里，东台市的街道像沉睡的河流，而他，就是那个彻夜不眠的摆渡人，在像素构成的浪花里打捞真相。

　　2011年刚接触视频侦查时，这位从部队转业的硬汉曾对着闪烁的屏幕犯难。部队里练就出的敏锐直觉，到了像素模糊的监控画面里仿佛失了灵。于是，他把办公室当成新的阵地。十四年弹指一挥间，他用“火眼金睛”从监控画面中频频揪出犯罪嫌疑人，成功破获了一串又一串案件。

　　如今，他将十几年来积累的二十多块硬盘码在墙角，每块硬盘里都塞满了案件片段——超市监控里一闪而过的可疑身影，路口摄像头记录的模糊车牌，田间小道上晃动的头盔反光。这些碎片化的光影，在他眼中逐渐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网住那些试图藏匿在人群中的罪恶。

　　2019年五月的三仓镇，王奶奶被抢时的哭喊声还萦绕在丁荣俊耳边。案发现场的监控只能拍到摩托车倒地的烟尘，嫌疑人戴着全封闭头盔，连性别都难以辨认。他抱着显示器转了三个方向，终于在逆光中捕捉到头盔内衬露出的一缕红发。这个细节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在他脑海里漾开层层涟漪。连续四十小时的拉网排查中，泰州姜堰的一起同类案件进入视野，监控里那个同样戴着头盔的骑手，电动自行车踏板上放着的蓝色布袋，与三仓镇田间遗留的纤维痕迹完全吻合。

　　“看这里。”他指着屏幕上嫌疑人转弯时的瞬间，“正常人会收油门，他却猛拧了一下，膝盖往外撇的幅度比常人大一倍。”这个细微的动作特征，最终将线索引向大丰区的吴某。当抓捕队员在出租屋找到那顶头盔时，内衬里的红发丝还牢牢粘在汗渍里，旁边堆着的十三条金项链，在日光灯下泛着冰冷的光。王奶奶领回项链那天，非要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塞给他，粗糙的手攥着他的手腕，掌心的老茧蹭得他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发颤。

　　抽屉里那几盒眼药水，是队友们换着花样买来的。有次连续盯着屏幕七十二小时后，丁荣俊突然发现眼前的文字开始重影，同事递来的检测报告上，“犯罪嫌疑人”几个字像水里的墨团。他闭着眼靠在椅背上，脑海里却自动播放着残疾男子骑三轮车的画面。那辆失窃的电动三轮车，在大丰刘庄路段的监控里走走停停，五分钟的路程耗了三十五分钟。他把这段视频拆成两百一十六帧画面，逐格比对车轮轨迹，终于在第十五帧发现车斗里露出的半截液压剪。

　　“残疾人作案通常会选择熟人圈子销赃。”他带着队员排查沿线修理铺时，裤脚还沾着凌晨稻田里的露水。当店主拿出那辆改装过的三轮车时，车座下藏着的七块电瓶，正极桩头还留着被撬动的新鲜划痕。审讯室里，嫌疑人盯着监控截图突然瘫软——他不会想到，自己特意绕远的销赃路线，早已被屏幕后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最让丁荣俊揪心的，是前年正月初九的那场雪。头灶镇的雪地里，自行车倒在路肩，车筐里的青菜撒了一地，像散落的翡翠。目击者说肇事车后遮着块大布，这唯一的线索在漫天风雪里显得格外单薄。他调出周边五十公里的监控录像，把所有遮着篷布的车辆截图打印出来，铺满了整张会议桌。三百多张照片里，一辆客货两用车的篷布边缘有处不规则的褶皱，在经过路口时被风吹得掀起一角。

　　“看这道反光。”他用红笔在照片上圈出一点微光，“挡风玻璃裂了道缝，阳光折射的角度不对。”接下来的六十小时，他对着一千多辆相似车型的监控画面逐一比对，直到在昆山收费站的录像里，看到那辆篷布下露出破损反光镜的车辆。肇事者落网时，车后座还堆着准备走亲戚的年货，而挡风玻璃的裂痕里，还嵌着自行车的漆片。受害者的儿子捧着骨灰盒来送锦旗时，丁荣俊正在滴眼药水，瓶口的药液滴在警号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

　　现在的丁荣俊，看监控时总爱眯起左眼。同事们说他练就了“单眼对焦”的绝技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那是常年盯着屏幕造成的习惯性斜视。他电脑里存着个特别的文件夹，里面是所有破获案件的受害人笑脸：王奶奶捧着项链的皱纹，三轮车失主竖起的大拇指，车祸家属含泪的鞠躬。这些鲜活的面孔，比任何荣誉证书都更让他觉得踏实。

　　夜色渐淡时，东方泛起鱼肚白。丁荣俊揉着酸胀的眼眶站起来，窗外的城市正在苏醒。早点摊的蒸汽漫过街角，送孩子上学的母亲牵着书包带，晨练的老人挥舞着太极剑。他知道，这些平凡的日常背后，需要有人在屏幕前熬过无数个长夜。就像此刻，十六块屏幕依旧亮着，而他指尖的鼠标，正沿着新的轨迹，驶向下一个黎明。